01

1948年1月的某一天，陈布雷前往位于南京宁海路的保密局看守所，领回了自己的小女儿陈琏。

陈布雷先妻杨氏，因为生这个小女儿而血亏病故。伤心欲绝的他曾一度弃女不顾，于是孩子只能由外婆养着，取名“怜儿”。直到小姑娘上学后，陈布雷才根据谐音，为其改名“陈琏”。

虽然有这样一段不愉快的过往，但陈琏却成为了陈布雷最疼爱的孩子，因为，她的容貌和性格都与杨氏最为相像。

上一年的9月，陈琏和新婚不久的丈夫袁永熙被保密局抓了，罪名是：有“共党”嫌疑。

陈布雷那时是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，权势虽然已不如任职侍从室的时候，但仍是蒋介石身边最重要的人物之一。爱女被捕，陈布雷是一定要救的，但他的身份，确实又太过敏感。

陈琏夫妇是共产党吗？

是的，陈琏是1939年就秘密入党的老党员，而袁永熙则是她在西南联大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上级领导。

图源：电视剧《大决战》

但颇具戏剧性的是，陈琏夫妇其实并没有暴露身份，他们的被捕纯属意外。

当时，一位另一条线上的中共地下党员，在陈琏婚礼上和袁永熙交换了名片（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地下党身份）。后来因为叛徒出卖，这名地下党被抓，保密局在她家中搜出了那张名片， 陈琏夫妇因此而受到牵连。

陈布雷最终能救出女儿女婿，也是因为有这个“共党身份未被坐实”的前提。

这起事件的耐人寻味之处，便在于它带来一种双重“惊诧”。

一方面，深受蒋介石倚重的国民党“文胆”陈布雷，竟也有一个共产党女儿。

另一方面，保密局仅凭一张名片，竟可以让国民党大员陈布雷的女儿入狱四个月，女婿入狱八个月（5月份被释放）。哪怕陈琏的言行一直比较“左”倾，但这样的处置依然显得兴师动众。

这一面是共产党的“人心所向”，那一面是国民党的“风声鹤唳”…而“最受伤”的应该就是陈布雷了。

陈布雷在1948年初救出了共产党女儿，但他自己却开始逐步滑入绝望的深渊。

02

在电视剧《大决战》中，陈布雷在自杀前被蒋介石训了一通，事情的起因是《大公报》上一篇亲共的文章。

蒋介石在剧中这样说：“这么多天过去了，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，为什么？”

图源：电视剧《大决战》

其实，陈布雷的“江郎才尽”，从1948年初就开始了。在国共舆论战中，把陈布雷“打”得“哑了火”的那篇文章，是毛主席在1947年12月25日作的报告：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。

陈布雷当时除了有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个头衔外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身份是：“戡乱宣传小组”组长。虽为小组，但这个临时机构其实是国民党打舆论战的“总司令部”。

所以蒋介石在1948年初看到毛主席的文章后，第一反应就是找陈布雷，商量回击之策。

毛主席的这篇雄文，和他的《论持久战》一样：我要怎么打败你，全部公开分析给你听，但你知道了也没用…

比如这一段：

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，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…但是所有这些努力，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。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，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。

这样的文章，让陈布雷怎么“回击”？

其实并非陈布雷真的“江郎才尽”了，实在是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，军事上的败退，政治上的腐败，经济上的崩溃，以及正在迅速丢失的民心，都让陈布雷在这场舆论战中处于“没粮没枪”的窘境。

毛主席这篇文章的开篇第一句是：“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，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”。

如果仅就军事角度而言，毛主席这话似乎说得有点早了，因为那时解放军的兵力还和国民党军有一定差距。但如果把军事看成政治的延续，就会明白这个“转折点”的意义。

1948年，正是国民党在政治、经济上崩塌的一年，并最终在年底走向了军事上的崩溃。

这年3月，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件“异事”，虽然事情不大，但特别能反映当时那种“大厦将倾”的氛围。

03

国民党有一个中央训练团，简称中训团，是个培训国民党干部的机构。团长是蒋介石本人，当过副团长的也都是些大人物，比如陈诚、张治中等。

中训团1938年建立，并在1939年开设了第一期党政训练班。

1948年3月1日，中训团举办了党政班设立九周年的纪念会，受邀参加的是党政班各期同学，以及国民党各部门的大员，蒋介石亲临大会发言。

蒋团长的训话其实是比较常规的，比如告诫大家要努力工作，当个好干部，不要成为官僚，不要贪污腐败，否则党国就将如何如何等等。讲完后他就去了休息室。

但没想到，这番话竟激起了众怒，有同学当即发言：贪污腐败应该由那些高级人员负责，我们不能负责！

这话引起了现场七八百名同学的共鸣，大家群情激愤，热烈鼓掌，并高呼：打倒宋子文、孔祥熙！打倒陈果夫、陈立夫！打倒张群、陈诚、朱家骅！

当时的中训团教育长是黄杰，他见状马上出来维持秩序，结果被同学们一句话就怼了回去：你不要讲话，你还没有被打倒的资格！

会场上声势汹汹，蒋介石在休息室里自然也听到了，但他一句话都没讲，就起身离开了。他一走，张群、朱家骅、陈果夫兄弟这些要被同学们“打倒”的大员们，也纷纷“撤退”…

这事虽然最终没闹出什么大乱子，但也实在是一种“异象”。那可是中训团啊，培养的是蒋介石最嫡系的基层干部，竟要打倒蒋介石最嫡系的心腹大员。而且，这事居然无人能够弹压，连一直强势的蒋介石都选择了回避。

如果说，中训团事件揭示了国民党政权基层与上层之间的分裂，那么，3月底召开的“行宪国大”，便是上层的进一步分裂。

04

杜聿明参加了1948年3月底开幕的“行宪国大”。

所谓“行宪”，就是执行1946年底在“制宪国大”上通过的那部宪法，其中的“重头戏”便是选举总统和副总统。

图源：电影《建国大业》

杜聿明从东北打道回府后，在上海养了半年多的病，再次露面时的身份即为本次大会的“国大代表”之一。

让杜聿明颇为解气的是，那个把他排挤出东北的陈诚，成为了本次大会的首要被声讨对象。“枪毙陈诚，以谢国人！”代表们群情激愤，呼喊声在会场内此起彼伏。

关于副总统的人选，杜聿明更倾向于李宗仁，而不是受到蒋介石支持的孙科。因为，如果李宗仁得势，会产生新的不平衡，而蒋介石就需要新的砝码来维持平衡，这样，杜聿明复出的机会就来了…

有这种“私心”的“国大代表”应该不少，这是选举结果未能让蒋介石如愿的内在原因之一。

薛岳也参加了大会，他和杜聿明一样，已经不需要操心战场上的事了，所以比较有“闲工夫”。

但薛岳的身份又和杜聿明不一样，他不单单是“国大代表”，还是国民政府的参军长，虽然没有实权，但号召力仍在。

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背后，便是以薛岳、张发奎、余汉谋为首的“粤系”，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孙科的“影子内阁”，薛岳任参谋总长。

于是，这场竞选就变成了桂、粤之争。桂系首先发难，在《救国日报》上大揭孙科的丑闻，然后广东代表在薛岳等人的率领下，几乎踏平了报馆…上演了“行宪国大”期间的一场“全武行”。

最终在竞选中为李宗仁立下汗马功劳的，是新桂系的“三号人物”黄绍竑。他不仅是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，还曾主政浙江八年，三任省政府主席。

在黄绍竑的活动下，77名浙江“国大代表”中竟有三分之二，也就是约50人投了李宗仁的票。这就很夸张了，因为浙江代表里还包括着蒋介石、陈布雷、陈果夫兄弟等浙江人。

图源：电影《大决战》

最后的选举结果，李宗仁1438票，孙科1295票，只相差143票。而浙江的这50票，一进一出就是100票的差距。

所以这个“行宪国大”的主旋律就是“上层的分裂”，蒋系和桂系在分裂，“两广兄弟”之间在分裂，而最让蒋介石糟心的是，连他的“基本盘”浙江都分裂了。

这种分裂也波及到了西南边陲，云南的卢汉此时已有了自己的打算，开始对“中央”爱搭不理起来。

05

沈醉来昆明前，保密局云南站还是个乙种站，他一来，就变成了160人编制的甲种站。

表面上看，保密局把沈醉这员干将派到云南，是为了加强对西南大后方的监督和管理，但实际上，他是被“发配”来的。

1946年戴笠死后，军统内部形成了郑介民、毛人凤、唐纵的“三足鼎立”。唐纵最先退出，然后郑、毛明争暗斗了一年多，最终尘埃落定，毛人凤当上了保密局局长。

沈醉原是戴笠的亲信，军统八大处长中最年轻有为的一位，他在这场“战争”中站在了毛人凤一方，搞了不少郑介民的黑材料。但未曾想，兔死狗烹，为毛人凤立下汗马功劳的沈醉被“发配”到边疆。

1948年6月在昆明爆发的“反美扶日”运动，是沈醉在云南经办的第一起“大案”。

“反美扶日”的全称是：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，最初在上海爆发，时间是5月4日，然后迅速扩散到全国，北平、广州、重庆等各地纷纷响应。

图源：网络

昆明的“反美扶日”游行声势浩大，人数达到了3万以上。学生们甚至包围了美国领事馆，抗议声一浪高过一浪。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出大批军警前往驱散，竟未能成功。

何绍周是何应钦的过房儿子，黄埔一期毕业，自视颇高的他咽不下这口气，决定武力镇压学潮，并拉上了同为“中央系”的沈醉。而省主席卢汉对此却态度暧昧，没有反对，也没有支持，作起了壁上观。

7月11日夜，军警包围了云南大学和师范大学，逮捕学生30多名，但未找到一个学联方面的负责人。

这种强硬手段并未产生震慑效果，学潮不仅没有减弱，反而促使愤怒的学生们更加的团结，大家集中在了云大和南菁中学，以对抗当局的抓捕行动。

14日下午，大批军警再次出动，包围了两所学校。没曾想，学生还没抓到几个，一个宪兵就从南菁中学办公楼的屋顶上摔了下来，当场毙命…

15日，云大那里的斗争愈发激烈，学生们集中到了会泽院楼上，封堵楼门，拆除楼梯，以对抗军警的抓捕。混乱中，一块从楼上扔下的砖头砸伤了何绍周的左手，气急败坏的他下达了开枪命令…

云大会泽院老照片 | 图源：网络

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昆明“七一五事件”，何绍周在几个月后被撤职，离开了云南。

这起事件中，最终把学生劝下楼的，便是云南的“父母官”卢汉。何绍周对此异常气愤，对着沈醉抱怨：“这个老狐狸，专门充好人，叫我们当恶人！”

卢汉的“充好人”，其实和薛岳他们倡议的“粤人治粤”是一个道理：大厦将倾之际，与其盲从“中央”，不如经营好自己的一片天地。

蒋介石好不容易“缝补”出来的，形式上的统一局面，在1948年就已经“碎片化”了。

其实，比政治上的分裂来得更早的，是国民政府在经济上的崩溃。

06

1948年8月7日，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宋子文。

此时的宋子文是广东省政府主席，他在上一年的“黄金风潮案”后被迫辞去了行政院长一职。

所谓的“黄金风潮”，是指宋子文为了阻止法币贬值，在1946年3月开放了黄金外汇市场。但黄金的抛售不仅没能实现控制通胀的预期目标，反而引得国民党的达官贵人们抢购黄金，大做投机生意。结果，黄金价格暴涨，引发商品市场大乱。

如今，蒋介石把这位过气的“经济大臣”找来，是想问问他关于币制改革，也就是发行金圆券的意见。

但宋子文提出了反对意见，因为如果没有充足的国库储备，发行新币就是“换汤不换药”，最终还是会和法币一样贬值。

蒋介石对此不以为然，并在日记里说“此为三年来一贯之政策与惟一之主张”，还抱怨宋子文等人“畏缩不决，未敢执行”。

就这样，币制改革方案在8月19日通过了。既然国库储备无法支撑新币制，那就只有加强对经济的管制，通过国家手段掌握物资，控制物价，才能防止新币的贬值。这便是蒋经国到上海“打虎”的背景。

这段历史因为电影《建国大业》的缘故，被大家所熟知。其中的主线，始于蒋经国抓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。

然后杜月笙找上门来，举报了孔家的扬子公司。

最后，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救，“总统夫人”马上从南京飞到上海，处理了这场“家事”。

本文补充两点这起事件中的细节。

一是蒋经国一共抓了七名上海商界大佬，不仅有杜月笙的儿子，还有他的女婿荣鸿元，所以杜月笙感觉自己“被针对”是不难理解的。

二是扬子公司囤积的货物，主要是汽车、汽车配件和西药，虽然数量巨大，但都不是日用品，这是宋美龄敢于为孔令侃开脱的一个原因。

最后的结果，货物被限价标卖，但孔令侃没事，这导致了蒋经国“只打老虎”的口号沦为笑柄。

图源：电影《建国大业》

不过，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也曾说过：“即使把孔令侃杀了，上海的经济管制也成功不了。”

这话“翻译”过来就是：问题出在根子上，表面上再怎么折腾都没用。

其实，蒋经国管制经济，学习的是苏联的铁腕政策，走的是“人民路线”。他成立了一个一万两千人参加的“上海青年服务总队”，还说了这样一番话：

什么是民主？民主就是站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上，拿大多数人民的力量压倒少数人力量，这就是民主。

这话虽然没错，但国民党的阶级本质注定了它“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”，真的就是应了毛主席所言。

事实上，国民政府经济崩溃的源头，是蒋介石发动的内战。战争导致财政赤字加剧，所以就增发货币，进而引发通货膨胀，国民党大员们借此中饱私囊，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又加剧了政治上的分裂，最终“反噬”军事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扬子公司案草草收场后的一个月，南京政府于11月1日宣布取消限价，币制改革彻底失败，民国的经济崩溃再也无药可救。

11月3日，翁文灏内阁倒台。他是“行宪国大”后，于5月31日就任的新一届行政院长，结果只干了五个月。

当初向蒋介石力荐翁文灏的，便是陈布雷。

07

1948年11月13日，陈布雷自杀了。

“文胆之死”的原因是复杂的，既与陈布雷的自身性格有关，又有他和蒋介石关系恶化的因素，但其中有一个共识：国民党政权的崩塌，是让陈布雷深感绝望的主因。

他选择自杀的这个日期，似乎可以说明一切。

陈布雷写下遗书的这天是11月12日，孙中山的诞辰。

这一天是辽沈战役结束的第10天，淮海战役开始的第6天，黄百韬兵团在前一天被围于碾庄。

这一天是翁文灏内阁倒台的第9天。陈布雷之所以在张群和翁文灏之间选择了支持后者，正是因为翁文灏是技术官僚，不似张群那般有派系背景。陈布雷深知，政治派系是腐败的温床，这是他把希望寄托在翁文灏身上的原因，但最终的事实证明，这种寄托其实是“天真”的。

这一天也是蒋经国“打虎”失败，辞职下台的第6天。陈布雷对此寄予厚望，却眼看着这一切变成了徒劳。

关于陈布雷的死，还有一个流传颇广的说法：陈布雷向蒋介石进谏，只有让“四大家族”拿钱出来填充国库，才能救党国。这句话触怒了蒋介石，于是打了陈布雷一记耳光，成为了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
这个说法应该只是传闻，因为在陈布雷的传记或比较严肃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及，而在两部关于解放战争的电视剧《解放》和《大决战》中，也没有相关剧情。

《解放》中，蒋介石和陈布雷的最后一次谈话内容，确实与“四大家族”有关，但没有“打耳光 ”的情节。

而在《大决战》中，陈布雷最终触怒蒋介石的进言，是停战和谈。

个人认为，后者在逻辑上更合理一些，因为即便“四大家族”拿出钱来，也很难“根治”陈布雷对未来的绝望，但与共产党和谈确实是能带来新希望的。

事实上，国民党内部以邵力子、张治中等为代表的主和派，一直在和陈布雷频繁接触。邵、张二人与陈布雷的交情都比较深，所以把蒋介石能够纳谏的希望寄托在了陈身上。

11月13日这天上午，第一个出现在陈公馆的国民党大员便是张治中，但他不知道陈布雷已自杀，被紧急封锁消息的侍卫“拒之门外”。

陈布雷自杀前，见的唯一亲人是女婿袁永熙，因为他最放心不下的便是小女儿陈琏。这个剧情在《大决战》中也出现了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陈布雷在遗书和此生最后一篇文章《杂记》中，只字不提国民党的“反共”大业，连“剿匪”、“戡乱”这些相关词都没有。同时，他也没提到“国民党”和“中华民国”，只用了“党国”二字。

陈布雷死后，蒋介石手书“当代完人”四个字，以挽逝者。

也许是知夫莫若妻的缘故吧，陈夫人王允默没有将这四个字刻在陈布雷的墓碑上。

1948年底，辽沈战役已结束，淮海战场上杜聿明集团深陷重围，平津战役也已打到了“平津”。最后的崩塌，从战场外转移到了战场内。